安徽六安教师维权事件

【侠客岛出版社】

轰动一时的六安教师集体约谈事件，持续在网上发酵。

事情并不复杂，5月27日上午，一则安徽省六安市部分学校教师集体向当地主管部门“讨要工资”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视频中，教师们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辛勤劳作的园丁被拖欠工资？还与警察发生冲突？带着这两种情绪，这起事件在网络上不断流传，并长期占据微博热搜。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愤慨，指责当地政府涉嫌违反宪法和法律，当地警察不光彩。

经过两天的发酵，六安市政府终于在昨天傍晚作出回应。此前，当地公安局、政法委也对此作出了回应。

目前来看，我相信当地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但这次事件其实也反映出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化解的难度。

总而言之，基层治理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我们邀请了具有丰富基层研究经验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来分享他的观点。

重点

客观来讲，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教师集体约谈事件存在呢？

当地政府在通告中直接指出，此次集体上访的目的是“索要一次性奖励”，这与老师们的说法一致。

所谓一次性奖金，是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扣缴义务人根据年度经济效益和职工年度工作业绩综合考核，给予职工的一次性奖金。在这方面，安徽省也出台了相应政策。

据公开资料显示：

为严格执行收入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自2016年1月起规范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一次性工作奖励。同时，省辖市可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地方机关事业单位一次性工作奖励。

请注意，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结合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在实施的时候，不同地区在规模、时间上是有差别的。

据媒体披露的信息，2017年底，财政条件较好的合肥、芜湖等地已对教师发放了一次性劳动奖励，数额不小，每年约3.5万元。但其他地区由于财力不足，尚未落实。

此外，针对不同群体，实施规模和时间也有所不同。比如，文件规定一次性补助针对的是省级机关事业单位，主要受益人群是政府官员。但对于省辖市，主要受益人群是医生和教师。实际上，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财政负担主要落在这两类群体身上。

对于很多依靠自身财政的县市来说，先补贴公务员再补贴教师，分阶段落实政策，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正因如此，如果你搜索教师维权事件，会发现大多数都发生在县市层面。比如2014年至2015年，湖北、黑龙江、河南等地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西部地区普通教师等公务员的工资通常在3000-4000元/月，比如被抓到上班时间开滴滴的安徽歙县副县长就透露，自己的月薪在3000元左右。可见，安徽省的这次利益调整，不仅涉及人群广，而且程度深。统一政策的差异化实施，必将引起受影响群体的强烈反弹（显然主要是乡村教师）。

其实，早在2017年11月8日，安徽就发生过类似事件。巢湖市4所学校约80名教师集体到巢湖市政府请愿，要求享受与当地公务员同等的“一次性工作奖励”。据媒体报道，安徽省教育厅直接介入此事，并专门给省政府写了一份报告：

可见，六安教师集体上访事件并非突发事件，也并非毫无征兆，按理说，只要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妥善调整，事件的发生就在所难免。

困境

但六安集体上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困境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突出的问题是政策统一和地区差异的矛盾。其实，不只是教师待遇，很多其他政策在税费改革之后也越来越“国家化”，强调政策统一。问题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短时间内统一推行肯定有难度。

但与过去不同，现在是信息社会，如果一个地方执行政策，另一个地方不执行，肯定会有不公平感，因此就会产生矛盾。对地方政府来说，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来看，分步、渐进、有差别地执行政策是合理的；但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来看，这种方式已经不现实。

基层人员待遇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焦点，此次事件中，教师们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提高收入，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地方的基层公务员、教师、医生的待遇确实比较差。

但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横向比较，中西部基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待遇较差是普遍问题；但另一方面，无论从待遇还是社会地位来看更多事业单位考试题库就点击这里，公务员如今都算得上社会精英，生活满意度并不低。

因此，提高基层工作者待遇是对的，但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如果当地政府没有财力去承担，还要与发达地区和城市相比，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容易引发其他社会矛盾。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事件中受访的六安教师们要求的并不是拖欠的工资，而是新增的一次性工作奖金。这是教师的额外福利，但对当地政府来说，却是额外的财政负担。

自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安教师集体上访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维权事件。

有几个特点可以支持这一点，一方面，受访教师表现出较强的权利意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他们没有使用传统的“申诉”等草根话语，而是选择了权利话语；

其次，他们也非常有组织性。合理推断，这并非六安教师第一次集体上访，事先应该与相关部门沟通过。此次事件中，市政府相关官员早已在现场接收了上访信，但最后事情还是“闹得这么大”；

第三，上访教师有明确的“法人”意识。过去，很难想象体制内的人会聚集上访，因为所有诉求都是在组织内部解决的。但在开放社会，即使是组织成员，也有独立行动的权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组织也不能随意干涉他们的合法行动。

这一变化实际上深刻体现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税费改革之前，农村教育主要靠农业税费解决，尽管教师经常被拖欠工资，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但很难说这是维权问题。因为对当时的教师来说，“要工资”就是要饭吃。其他利益群体也是如此。因此，地方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但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政府运行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同时社会各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教师无疑从中受益。

问题在于，在各利益群体的民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情况下，中西部不少地区的财政依然是“活财政”，“活财政”下的地方政府回应社会诉求、调整各利益群体关系的能力明显较弱。从六安集体约谈事件可以看出，教师们的诉求是参照其他地方的标准，与当地公务员一样享受“一次性工作奖励”，并援引相关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的处理能力要求较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同情地理解教师的权利诉求，但将其想象为一种草根性的反抗则是不科学的。

解决

六安市委、市政府针对此事进行了专题研究，一是调查集体走访处理情况，了解民警执法是否合法合规；二是开展大走访活动，了解教师诉求。

这两点都值得一谈。

这次事件中，警方执法问题也成为焦点，警方处理集体上访问题当然需要调查，但必须明确的是，集体上访不是警方的责任。

众所周知，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而且在执法现场，警察有执法权，如果警察的执法行为有违规，事后都会受到追究。因此，不能因为执法对象是上访教师（而非其他人），执法时发生冲突，就判定警察不尊重执法权。

其实，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警察权益受到的侵害（不公平感、待遇等）并不比其他群体更严重。好在公安机关是一个政治性、组织性强的纪律性部门，不会为了个人和群体利益而罔顾大局。正因如此，他们的执法尊严理应受到尊重。当然，如果执法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相关责任人也应该承担责任。

最后，大规模的走访活动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地方政府分配利益的一种工作方式。但从根本上讲，地方政府或许需要更加客观地看待利益群体分化、社会矛盾转化的现实。

同时，决策者要加强政策的科学性，特别是在利益调整上，要量力而行。基层是一线事务的主体，上级制定政策时，要多让基层参与，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矛盾。

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实地调研，由于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吕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