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鼎思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约有10万名学校教师在一千多所国际学校工作。 硕士学位、海归、高薪、英语流利、多才多艺的国际学校教师一度被贴上“高素质人类男女”的标签。 然而我们的采访却发现，生活在校园深处的老师，几乎被城市职场的所有痛点“击中”：996、007、逃离北上广、大龄单身……如今他们正身处其中在“双减”风波和“公促法”的影响下，在危机的风口浪尖上，这群老师演绎了一幕幕现实生活……

文字| 多多，编辑| 克里斯郭

从北京到广州，我在国际学校寻找“安全”

“从你选择国际学校的那一天起，你就注定不能像体制内的老师那样在一所学校工作一辈子。”

11月初的广州傍晚，英语老师刘英身穿毛衣、牛仔裙，肩上系着粉色围巾。 35岁的她身材苗条，充满少女气息。 一路寻找刚炒好的芝麻酱的浓郁香气，刘英挤进小吃街正宗的“老光”糖水店坐了下来。 这是她“北京漂”来到广州任教三个月来唯一熟悉的地方。 一条街。 晚上回家的路上穿过烟花，走了几百米，她找到了自己租的那间装修精美的单身公寓。

“同样是每月1000元的房租，我在北京和广州的生活就像穿越了地狱和天堂。” 十年前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刘英说道。 在北京十年后，他在顺义、朝阳和昌平的三所国际学校任教。 每天晚上从学校步行一公里到在城里的乡村租房子，就像是人生中一次孤独的旅程。

刘英回忆，11月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一排轮胎比她还大的巨型卡车满载建筑垃圾呼啸而过。 那一刻，我的头发、衣领、嘴角、耳朵都布满了灰尘。 她恨不得能一步飞回家，深吸一口气。

当时，住在刘英楼上的是一对同校教师夫妇和他们4岁的女儿。 男老师34岁，教化学，211博士。我老婆在小学教语文。 一辆电动自行车，妻子坐在后面，女儿坐在前面，一家人早出晚归。 这对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求学的夫妇，优秀、热情、善良。

周末，夫妻俩总是邀请刘英来家里煮火锅、包饺子。 “我们要离开北京吗？” 一直是三位老师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这对夫妇的家里，女儿即将升小学，夫妻俩都在挣扎：回老家考体制内学校？ 去其他户籍和房价都比较低的一二线城市吗？ 是否继续留在北京并在天津户籍？ 这些都成为了他们的难题。

“我们在这个学校，女儿一直可以享受半价学费，等女儿升初中我再考虑要不要离开。” 这位男老师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北京的积分结算政策上。

国际学校的教师实行劳动合同制。 虽然他们的工资比业内人士高，但与体制内吃“铁饭碗”的老师相比，他们缺乏很多安全感。 没有北京户籍，没有教师编制，一线城市租房、买房、理财、养育孩子的压力巨大。

而在频繁更换工作和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寻找生活和内心的安全感。

“那个可怕的夜晚让我彻底决定逃离北京！” 有一次，刘英在晚上11点批完试卷和作业。 回来的路上，她路过一栋被拆毁的房子。 两条大狗从废墟深处跑了出来，气喘吁吁。 一路跟随。 她加快了脚步，大狗却追得更紧了。 她绕过巷子，气喘吁吁地向宿舍门口跑去。 慌乱中，她找不到门禁卡和钥匙，只能拼命敲打铁门呼救。 这时，一辆出租车驶来，远光灯闪烁，他才免遭灾难。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发生在一瞬间！” 柳影回到宿舍，看着镜子里的冷汗和惊恐的脸。 她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男朋友，996007无休无止的加班，睁眼是上学，闭眼是城中村。 “我被两条狗追，逃出了北钓”！ 她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居住在广州的她只想再次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继续她的教学工作。

校园动荡，我和孩子面临失业、失学

“双重减免、公推法和中年危机同时爆发，我的命运被挟持了，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37岁的数学老师王静表示，“双减”、“公推法”的推进注定了教学的艰辛。 培训机构和小型创新学校正在苦苦挣扎，但他们没想到来得如此突然。

她就读的小型国际创新学校面临倒闭，她和儿子都失业、失学。

九月刚开学，当王静和孩子们沉浸在新学期的种种欢乐之中时，学校突然宣布，因教委下发通知责令学校停止办学，学校资质不能再用过的。 此外，学校所在地面临拆迁，学校投资方计划将全校师生“转移”至另一所国际学校。

“这关系到300多个孩子的上学和70、80名教师的工作！” “师生不是商品，怎么能被包装和转移呢？” 面对家长的愤怒和质疑，身为老师的王静无言以对，对她说这不是双重打击吗？ ！

她所任教的所谓创新学校在北京家长中颇有名气。 七年前，她离开海淀一所知名国际学校，带着儿子来到这里。 学校离家不到五公里，工资和大学校差不多。 然而，它只教了20多个孩子。 可以平衡工作和家庭，性价比不错。

但今年9月到11月，王静感觉比两年时间更长、更艰难。 学校生死未卜。 她看着班里的孩子们一一离开，老师们也在寻找别的出路。 这些天，她经常顶替暂时休假的老师。 她知道同事们都去其他学校面试或者试课了。 在王静看来，国际学校普遍缺乏师资，所以转校并不是太困难。 但她和孩子们打算坚持到最后，毕竟这是她内心的舒适区。

与王静一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90后学妹陈晨，进入职场四年，却经历了四种状态：从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到教育培训机构，如今失业又失业在家里。 “你可以用更少的钱过得更好，你可以用更多的钱过得更好，你有更多的钱和空闲时间。你会如何选择？” 四年时间，陈晨的收入从公立学校每月6000元到国际学校每月15000元。 教育培训机构年收入飙升至30万元以上。

然而，好景不长。 今年以来，陈晨亲身经历了“双减”政策对教育培训机构带来的影响：停课、放假、裁员。 她说，单身教师靠积蓄可以维持一年半的生活，但有孩子、还有房贷和车贷的教师根本无法生存。 她看着同事们去滴滴交房租、房贷、奶粉，录制直播课，或者联系家乡的体制内学校，她的心情五味杂陈。

而对于她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来说，她依然有生活的信心。 在家呆一段时间后，你可以改变职业。

一个人很难受，我值得一个人死去吗？

国际学校的老师们回应“外表光鲜，内心真实”这句话。 个人事务也是如此。

“北京、上海各有80万大龄剩女”的话题成为热搜话题。 上海人民公园、北京中山公园的约会角也因此成为拥有流量的网红地标。 国际学校行业与各大互联网公司类似，也是大龄单身人士的聚集地。 我们的调查发现，30+或35+的老师中还没有单身的不在少数。

出于好奇，上海某国际学校的90后女教师林茹去年在人民公园交友角“打卡”，却遭遇了这样的尴尬：身高不到160厘米，积分却扣除； 没房没车，扣分； 并且她没有上海户口。 ，积分将被减少； 年薪低于30万或工作不稳定，扣分； 如果超过30岁，那就是“缺陷”了。

林茹自嘲道：“在上海的婚姻择偶评价体系中，我只配孤独终老！”

国际学校之所以成为大龄单身人士的聚集地，是因为教师普遍学历较高。 他们是硕士、博士毕业，留学归来，刚刚步入职场的二、八十岁的人。 工作两三年，就能站稳脚跟，“跑三年”。 另外，校园环境相对偏僻、封闭，教学任务重，接触外界的机会少，社交圈子小。

事实上，不少国际学校中小学、初中的男女教师比例也不平衡，女教师多于男教师，这使得“学校留单”和“行业留单”变得非常困难。 ”。

去年，林茹与两位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单身朋友辞职，转投工作环境相对开放、社交机会较多的留学机构。 站在新公司大楼的窗前，俯瞰东方明珠塔和黄浦江夜景，林茹不禁回想起自己这一路的历程，从“文科状元”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大连外国语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 她第一次考试托福就考了117分，现在“上海大龄剩女”的标签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现在，他们三人在上海某地铁站合租一套三居室，周末一起跑步、练瑜伽或者短途旅行。 三人一起制定了未来10年的“梦想清单”：离婚前一起去50个地方旅行； 一起存钱，寻找一起创业的机会。 如果你40多岁或50多岁仍然单身，那就一起找一个舒适的小镇或海滩，开一家小商店或开一个英语班。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目前，他们依然决定努力，诗和远方也许会在未来实现。

没有比老师和学生沦为“甲方乙方”更痛苦的了

“国际学校的孩子都来自富裕家庭，有钱人都希望尽早把孩子送出国。” 这是外界对国际学校最常见的误解。

在我们的采访中，多位国际学校老师表示，北京和上海国际学校的孩子大多来自收入较高的工薪阶层家庭，这些家庭愿意将大部分收入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 还有很多中产家庭是从北京漂流过来的。 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无法送孩子回老家参加中考。 他们只能选择招生政策相对宽松的国际学校。

“当学校也是营利性企业，教育也是生意，当学生和家长成为甲方更多事业单位考试题库就点击这里，老师成为专业精神和教育情怀的捍卫者时，太多的泪水只能默默地流在心底。”心。” 一个人说道。 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从教10多年的国际学校老师坦言，学生被老师批评时，威胁“请跟我的律师谈谈”只是网上的一个笑话。 现实比这更加戏剧化。

米老师今年35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英国留学归来后，她放弃了在杭州和上海任教的机会，也没有参与家族企业。 她回到了杭州附近县级市的家乡，在当地最大的私立学校的国际部任教。 她早上六点左右出门，晚上九点左右结束晚自习，等学生睡觉后才回家。 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并不能带来高度的幸福感。 她坦言，在过去的五年里，她对教书育人的热情支撑着她。

米老师说，小城市和北京、上海国际学校就读的孩子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多中考没考好，错过了高中，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而被送到国际学校。 考虑到经济利益，学校必须尽力保持生源的稳定。 米老师已经习惯了这些考前的“潜规则”，比如漏题、批改试卷、制作漂亮的成绩单给家长看等。

但最让她痛苦、心碎的是学校和老师被迫做出的无底线妥协。

月考时，米老师发现有几个学生互相抄答案。 几个人的答卷都是一样的，所有错误选项都一模一样。 她决定按照学校规定，对几人的检测结果作废。 其中一名抄答案的女生很霸道的说道：“你有什么证据？你看监控录像，老师没有证据，却要推翻我们的成绩，污蔑我们！” 这件事惊动了学校教务处，几名学生被带走接受批评教育，但最终没有按照学校规定进行处罚。

“面对冲突，老师永远是妥协的一方。” 米老师说，两年后，等孩子长大了，她会带孩子去杭州或者上海，去一所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学校。

张静老师曾经想帮助一个每次考试都不及格的孩子提高成绩。 在采访家长时，她被对方家长的一番话惊呆了——“我和孩子的爸爸从小学习就不好，现在不是表现得很好吗？” 在我公司工作的人都是硕士、博士。”这位家长甚至“威胁”张静：“你再不做点什么，小心点，我就向校领导投诉！”

刘英回忆，她在北京一所学校担任班主任时，发现一名男生偷偷带香烟分发给其他同学。 刘英立即联系了父母。 但没想到的是，对方却平静地说：“这个我知道，男孩子到了青春期，就觉得抽烟很酷，这是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老师不要过多干涉。”

刘英指出校规和吸烟有害健康的真相，母亲却“警告”刘英：“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要被道德绑架！”

最让刘英苦恼的是，虽然学校明确禁止宿舍学生携带手机，但实际管理却视而不见。 有些孩子整夜玩游戏和看足球比赛。 其中一个孩子已经上学一年多了，沉迷于网络游戏。 双目失明，只能长期休学治疗……

结论

“我们从事的是一个温暖而光彩照人的职业，特别容易被孩子们的小幸福所治愈。” 在我们的深度采访中，不少老师坦言，他们心里也有很多感人的场景。

刘英离开北京时，“处置”了90%的财产。 她花了几百块钱，只寄了一个纸箱到广州。 里面装满了她执教十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送来的礼物：法国香水、日本玩偶、温盖特冬奥会徽章、厚厚一叠明信片……打开“宝箱”，发现真相她职业生涯中所有不愉快的时刻。 消散。

有一次王静被父母投诉，她哭着跑回办公室，正要趴在桌子上哭，却发现桌子上出现了一顶插满鲜花的草帽。 这是孩子们为她亲手制作的。 她擦干眼泪，戴上插满鲜花的草帽，和孩子们一起排练情景喜剧。 “那一刻，我就是闪耀的女主角。”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些教师的真实生存状况已经成为新教育政策下行业巨变的一个缩影。

（注：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