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平安治理网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日，在由浙江省社科联主办、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具体承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基层社会治理。

“今年是枫桥经验提出55周年，浙江省在改革开放40年里做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包括老字号的‘枫桥经验’、桐乡的‘三个治理’，都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如何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制定新规定、推出新举措，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五维’发展，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省社协党组秘书长谢利根表示，社会治理始终是浙江关注的重点，浙江也在不断探索，新办法不断涌现。

这些创新的基层治理方式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维护正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

法律严明，则天下治；法律松懈，则天下乱。与会多位专家提到，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支撑和根本保障就是法治。

“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要实现有效治理，法治是基本方向、根本制度，必须完善自治、法治、道德治理、治理体系，同时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网络化、专业化，一切“专业化”都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竹平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了“法治”的重要性。

他还指出，“农村法治建设还比较薄弱，农村法治建设还面临不少问题。从农村法治环境看，包括‘有问题找政府’的逻辑，基层政府很难坚持法治。”他认为，这种情况需要需要理顺村规民约、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改善乡村治理、乡镇政府与各类派出机构的关系，整合农村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效率，建立法制教育机制，促进风俗习惯转变，在全民中形成信仰法律的氛围。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裴志军也持同样观点，“公民个体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我认为法治是基础、自治是依据、德治是补充。比如村两委的工作人员要更加专业化。”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炜炜把社会治理概括为“一个中心、三治融合、五个发展”。但在社会治理中，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村委会等还比较欠缺，还有优化的空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智能化、精细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特别是在智能化、大数据监测、专业化方面主要体现在目前村长、村委会的专业化水平还不够。

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尹华光举例说明了枫桥经验中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枫桥经验中法治建设的一些实际做法，如法律工作者深入基层、基层政法部门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成立专业调解委员会、探索推进调解法制化、坚持专群结合、专业队伍与社区防控并举等。

“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样板，法制化也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国情和基层治理法制化的要求。

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兆飞认为，“无论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还是浙江的基层社会治理，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法治。”

绍兴市委党校研究部博士吕明章在法治基础上提出，就浙江而言，不管是“枫桥经验”、地方名人文化，还是“温州模式”更多事业单位考试题库就点击这里，自治的经验都很重要，基层也要发挥自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