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男人终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死于好色，另一种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逻辑大概可以说通。不久前写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时，我隐约觉得“好色”而死亦可分为两种：一则好“女色”，二则好“国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学历史入门课的第一个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纣王那样好色，为了那个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双丢”（丢了天下、丢了脑袋）。但是本文所说的“国色”，并非代指妲己、杨贵妃等倾城倾国、沉鱼落雁的丽质佳人，而是说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虚妄前途。所谓好“国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国家当作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爱到死去活来，爱到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自己的人格终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谓之为“死于国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失去常识。去年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毁灭》极好地复述了希特勒当年如何迷恋“国色”。曾记否，这位落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强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国家是画布，人民是画笔，而在战场上，士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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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尔德所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从启蒙时代正午灼眼的阳光到后现代温香软玉的沉沉暮气，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诚如开篇所言，什么样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际，究竟为何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