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这座北魏时期由皇室主持开凿的石窟群，堪称我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实为不容错过的艺术瑰宝。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这部非虚构作品，描绘了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画卷，它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的信仰”与“人的工程”的传奇故事。

一千年半载之前，民众怀着虔诚之心，立志在灵山那座巨大的岩石之上，建造一座极致的佛国圣地。

在北魏文成帝的扶持下，昙曜负责了云冈石窟的挖掘与建造工程。进入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时代，石窟的建设活动日益繁荣，但到了北魏晚期，这种兴盛逐渐减弱。云冈石窟历经了多次的废弃与修复，甚至面临过严重的盗掘威胁，直至近代，梁思成等考古学家重新发现了它，这才阻止了更多国宝流失海外的情况。本书详细梳理了云冈石窟的发展脉络，同时叙述了众多云冈人的传奇故事：成功夺回学术主导权的中国云冈学创始人宿白先生，勇于探索新领域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运用古建筑学理念复原石窟建设的新生代学者彭明浩，致力于保护石窟文物的文物医生们，以及努力记录石窟现状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人类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同时也是文明的灵魂所在。云冈石窟不仅向世界呈现了历经千年依旧璀璨的石窟艺术魅力，更凸显了那些以短暂生命去追求永恒人性之美的精神光辉。

五个皇帝？

昙曜五窟，各自对应五位皇帝，然而究竟指的是哪五位皇帝，这已成为云冈石窟千年历史上一道难以破解的谜题，堪比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众多学者纷纷发表己见，各执一词，依据各自的证据。在此，我们仅介绍其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线索极为匮乏。仅《魏书·释老志》记载了寥寥数语，提及文成帝曾下令工匠制作石像，其形象与帝身相仿。石像制成后，其面部与足部均镶嵌有黑色石材，与帝身之下的黑子相吻合。在兴光元年（454年）的秋季，文成帝再次下令，要求在京师（即平城）的“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及其以下五帝，铸造五尊释迦立像，每尊像高为一丈六尺。

这里所谈论的涉及两个不同的议题，首先，是关于文成帝下令相关部门制作石像的要求，他希望这些石像能够精确地反映他本人的容貌特征。当石像完成并呈现在众人面前时，大家不禁赞叹，相关部门的执行确实非常到位。雕像的面部以及脚部都巧妙地镶嵌了黑色石头，恰好与文成帝脸上和脚下的黑痣相吻合。此事后一件并非位于云冈，文成帝曾下令相关部门在平城的一座五级大寺内塑造了五尊高达一丈六尺的巨佛，这些佛像象征着太祖及其后继的五位皇帝。

后一件事件虽未在云冈直接上演，但与云冈的昙曜五窟有着紧密的联系。原因在于，这里出现了“太祖以下五帝”这一关键词。这与文成帝要求雕刻佛像的情况相同，五位皇帝的身份亦相同，名单应当一致，均由文成帝亲自选定。昙曜在山中开凿五尊石佛，或许正是近期五级大寺铸造五尊铜佛的又一次重现。

昙曜五窟内的五尊主要佛像，历经风化与破损，已无法辨识其面部及足部是否曾镶嵌黑色宝石。然而，在可见的造像中，有一尊位于云冈第13窟北壁的主像，其右脚脚面镶嵌着两颗明显的黑石，每颗直径达6厘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学界对“黑石”之谜展开过激烈讨论，研究者发现，这两颗黑石并非人工嵌入，而是岩层中自然生成的石结核。目前，这尊菩萨的面部被明清时期的泥层所重重覆盖，脸部是否含有黑石尚无法确定。依据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现阶段我们无法剥去泥层来探究真相。若未来某日，菩萨面容上的泥土逐渐剥落，显露出的石材与之前所述一致，那么第13窟的主尊形象极有可能确认为文成帝。然而，若果真如此，云冈石窟的雕刻时期将比现普遍认同的“和平年间”提前许多。如此一来，云冈石窟的分期划分、断代历史以及样式演变史，恐怕都将面临重新撰写。

此外，若要确切知晓“自太祖以下五位帝王”究竟指的是哪五位君主，便必须首先弄明白“太祖”究竟是指哪位人物。

在北魏的众多帝王中，存在两位被尊称为“太祖”的皇帝，分别是平文帝拓跋郁律（？—320）和道武帝拓跋珪。这一情况导致了对皇帝的排序系统出现了混乱。《魏书·礼志一》中记载，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朝廷开始修建明堂，并对太庙进行了重新规划。诏书中提到：“……烈祖（道武）开创了国家的基础，世祖（太武）展现了开拓的德行，他们应当成为祖宗，其地位应永久不变。”远祖平文的功绩并不比昭成更多，但他的庙号却是太祖；道武帝在建立基业方面的功勋，则超过了平文，他的庙号是烈祖。将功绩与德行相比较，似乎并不恰当。我现在尊奉道武帝为太祖，将显祖列为第二位，其余的则依次迁移。”后世子孙敬仰道武帝，因此为他重新编排了祖先的位次，甚至不惜改变太庙的布局。

宿白先生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将道武帝尊为太祖的称号是在孝文帝时期之后。当文成帝下令昙曜开凿五窟之际，太祖的身份尚未归属于道武帝，而是属于平文帝。因此，“太祖以下五帝”应指的是平文帝、昭成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这五位君主，这一序列中既不包含后来被追封为景穆帝但实际上未曾登基的拓跋晃，亦不包括文成帝本人。然而，宿先生在仔细查阅《魏书》的整个体例后，发现书中提及太祖时，无一例外均指的是道武帝。因此，在《魏书·释老志》中提到的“太祖以下五帝”，理应也是遵循孝文帝更改太祖庙号之后的表述方式。

果真如此，那么“太祖”以下至“五帝”的序列便只剩下一个选项：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尽管证据链条尚不充分完备，但截至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顺序。

在宿白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里，宿先生对昙曜五窟，也就是云冈的第16至20窟，依据其特征和形制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在这些石窟中，第19窟的开凿时间要早于其他石窟。宿白将五位皇帝从西至东依次排列，并断定位于五窟最西侧的第20窟所刻画的即为开国之君道武帝，顺着方位往东推移，第19窟所绘为明元帝，第18窟所刻为太武帝，第17窟所对应的是景穆帝，而第16窟则描绘了文成帝的形象。

佛教将西方视为至高无上，因此塑造了一幅景象：先祖们引领着后世的皇室成员，依次排列，共同面向西方行进。

这五个洞窟的形状大致呈椭圆形，顶部采用穹窿式的草庐结构。其中主体塑像高度不一，最高的达七十尺，次之的六十尺，其雕饰之精美、之壮观，堪称世间之最。位于最东侧的第16窟面积略小，内部仅有一尊释迦牟尼立像，而其余四个洞窟则供奉着三世佛，分别象征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洞窟顶部开有明窗，阳光能够透过这些窗户洒落进来，既照亮了洞窟内部，又恰巧映照在佛陀庄严肃穆的面容上。

洞窟的独特设计提供了多样的观赏视角：前来朝拜的香客，能够抬头瞻仰宏伟的佛像，细致观察佛像的法器、手印、全身的服饰，以及佛像旁的胁侍菩萨、弟子和众多佛像，心中充满赞叹；而石窟前正是繁忙的交通要道，往来行人即便身处水道另一侧，也能透过明亮的窗户清晰地看到高达10余米的五尊巨佛真容，感受到佛祖无言的关爱与庇护。

在第17窟中，其主尊的高度相较于其他四窟略低，并且独此一窟的主尊呈现为交脚菩萨形象，尚处于未成佛的阶段。此外，该窟位置较其他洞窟低约1米，深入地面。依据宿白先生及学界广泛认同的看法，此窟所对应的人物是景穆帝拓跋晃，他未能登基便不幸去世，因此其尊位显得较为低微。

一些学者通过观察交脚菩萨胸前的龙头缨装饰图案，推断这象征着转轮王，而宿白先生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图案代表的是交脚弥勒。

交脚弥勒，作为佛教中象征未来佛的化身，将在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漫长等待后降临世间，继释迦牟尼佛之后，接替其教化众生。今日，云冈石窟的导览人员向游客们介绍第17窟时，会讲述太子拓跋晃为维护佛法而英勇献身，却在宫廷政治的漩涡中过早离世的故事。听众们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看窟内的佛像，尽管体态威猛坚毅，但面容却在时间的侵蚀下变得斑驳不堪，表情模糊不清，双臂也已残缺不全，透露出深沉的历史沧桑。原本高高在上的菩萨形象，此刻似乎融入了人间的喜怒哀乐。

第17窟的东西两壁，由于位于内部更多公务员考试网题库就点击这里，其保存状况相当理想。从其雕刻的精湛技艺来看，我们能够想象出大约一千五百年前，这个洞窟在完好无损时那无与伦比的精致与雄伟。

位于第17窟旁边的，是宿白先生判定与太武帝有关的第18窟，它不仅是昙曜五窟中布局最为繁复、造像最为精细的洞窟，而且艺术价值极高。其中，主尊佛像高达15.5米，头顶肉髻高耸，面容丰满圆润，显得庄重威严。在主尊佛像左侧肩膀附近的洞窟墙壁高处，几尊高浮雕的弟子像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其中陈列着一尊头像，其身躯已遭风化侵蚀，仅剩头部轮廓，骨骼构造独特，高挺的鼻梁与深邃的眼眸，彰显出西域人的面容特征。那清瘦而从容的面容上，双眸紧闭，却浮现出一种悲喜交加的微笑。如此非凡的面容，激发出诸多遐想。梁思成等人便认为，这尊弟子像具备了欧洲人种的典型特征，即便置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雕塑群像之中，亦毫不逊色。